原标题：抛洒热血筑铜墙
新疆面积有160 多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份，有5700 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门户，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与周边8 个国家接壤。新疆周边的中亚地区是国际各大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舞台，交织着复杂的能源、资源、势力范围、意识形态因素。国际上一些敌对势力试图借机干涉我国发展，危害我国家利益。以维稳戍边为己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义不容辞地站在了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前沿。
一、边关风雨 话春秋
1962 年，对国家、对兵团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多事之秋。国家还没有从三年自然灾害和饥荒中缓过来，外患又来到了中国的面前。这一年，在喀喇昆仑的冰山雪峰之间，爆发了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 年深秋，印度军队在我国境内建立了40 多个据点，对中国军队边防哨卡进行包围，炮火袭击、骚扰不断。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高寒山区作战，军需给养是关键。兵团全力以赴，共抽调汽车401辆，挑选民兵和驾驶员1125 人，组成支前运输队，将6039 吨军用物资从新疆运到边防前线各防区、哨卡。兵团汽车一团和独立汽车第三营，还抽调20 辆汽车作战备车，参加了搬运炮弹、抢救伤员、运送烈士、押解俘虏、抢修道路等战勤工作，直接配合边防军作战。汽车三营四连的9 辆车、15 名驾驶员和保修工，冒着枪林弹雨，积极配合炮兵团作战，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步步紧跟炮兵团前进，在翻涧越沟的追击中，部队前进到哪里，他们就把军火弹药送到哪里；汽车在半山腰打滑误事，他们就肩扛弹药攀上山头。四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驾驶班长刘增新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雄观礼代表团，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这一年，在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发生了大批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1962 年4 月，前苏联通过驻新疆各地领事，策动塔城、裕民、额民、霍城等九县一市边境居民6 万多人，赶着牲畜、带着财物进入前苏联境内。同时，前苏联突然敞开口岸，派出大批军政人员和大量汽车在边界等候迎接，将非法越境的中国边民送往苏联内地。这些地区的农村组织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有的县、公社机关陷入瘫痪。春播中断，冬播作物无人管理，牲畜饲养和放牧工作停顿，畜群漫山遍野，村镇一片混乱。伊犁、塔城地区总计损失牲畜30 多万头，荒芜良田40 多万亩，加上被抢劫的商店、粮库等财产、经济损失达7000 多万元。
周恩来总理接到消息彻夜未眠。总理首先想到了兵团，紧急召见了兵团副政委张仲瀚，要求兵团立即组织一支素质较高的军垦队伍，分赴边境一线承担维持治安、劝阻边民外逃的任务。对边民外逃地区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无代价的代耕、代牧、代管（简称“三代”）；同时，在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牧、林、矿）场带。1962 年5 月，根据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兵团立即组建6 个独立营共21个值班民兵连，奔赴中苏边境，沿霍城、昭苏、博乐、塔城、阿勒泰、阿克苏边境布防，建立边防哨卡，配合部队，昼夜巡逻在国境线上，劝阻边民外逃。同时，兵团从四师、五师、六师、七师、八师和兵直单位抽调干部810 名、工人16750名，汽车39 辆，拖拉机和康拜因45 台，组成“三代”工作队执行“三代”任务。这些老战士、支边青年、复转军人为了解国家之忧，匆匆离开了历尽千辛万苦刚刚建好的家园，放弃了刚刚安定下来的生活，毅然决然地来到几百公里之外的边关。“三代”工作队进入指定地点后，立即委派752 位“三代”干部分别代理公社、大队、生产队职务，恢复各级组织机构，组织抢抓灌溉、抢救麦苗，发动职工家属收拢失散的牲畜；工作队共代管庄稼78 万多亩，代耕土地42 万多亩，收拢失散牲畜并代牧32.7 万多头。1962 年8 月，兵团将代耕的土地、代牧的牲畜、代管的财物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和群众，圆满地完成了“三代”任务。随后，兵团开始集中力量建设边境团场，筑起了维稳戍边的国防屏障。从此，新疆的千里边防线再不是外国势力可以任意侵入和蚕食的地方，再不是恐怖分子、偷渡分子、走私分子等可以恣意出入的场所，再不是境外思潮可以任意影响传播的通道。从此，在边关的冷月下，除了不变的山脉和河流，又增加了永不换防的兵团人和永不移动的兵团团场；兵团人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用自己深厚的国土情怀，温暖了空寂的边关。他们就像一块块有生命的界碑，永远屹立在祖国的西北边陲，这块界碑上面，写满了军垦战士捍卫祖国的决心，昭示着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伊塔事件”的发生，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历史上新疆边境中方一侧长期有边无防。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比较友好。新疆北部几百里的边境线上，中国既无边防部队，也没有哨卡。空旷的荒野需要兵团人来开发，神圣的边关需要兵团人来守卫。1958 年10 月，15 名年轻的军垦战士来到了无垠的塔额戈壁进行勘探，随后建立了七师三管处，揭开了塔额垦区创业史的第一页。面对边民大量外逃，没有边防部队，兵团就是战斗队。只要兵团在，边陲就有保障。七师三管处怀着“为国分忧、为民造福”的抱负和信念，立即组织武装连队在塔城的阿克乔克、加满旗、马依布拉克，裕民的铁列克提、塔斯提、干托盖，额敏的巴依木扎、库则温建设边防要卡，建立了8 个边防站。这8 个由七师三管处战士首先定点设卡的边防站，宣告了中苏边境中方一侧有边无防历史的终结，展示了兵团人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三管处组织武装连队进驻塔城、额敏、裕民三县，承担治安警戒任务，承担了地、县两级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三代”任务结束后，根据党中央的命令，三管处的下属分场全部迁至边境一线，在393 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建起了边境农场。数万名军垦战士就在这群山与荒野之间的国境线上，又一次开始了屯垦戍边、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历史。
建边境农场主要从戍边考虑，大部分农场和连队都建在荒原戈壁和偏远山区，缺少水源、土壤贫瘠、无霜期短，条件十分艰苦。1962 年10 月，九师一位叫胡汉诚的指挥员带着100 多人赶着1.2 万只羊转场到莫合台过冬。出发的第三天傍晚正准备宿营，狂风夹着雪片突然向他们袭来，帐篷和锅被风雪卷走、畜群被刮散，天亮时人畜都被埋在大雪里。这一场暴风雪冻死、刮失羊600 只，一些职工失去了双腿，还有的冻伤耳朵、鼻子和手脚，胡汉诚右脸被冻坏。经过十几天艰难跋涉，才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将在这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有人传说胡汉诚已经冻死了，胡汉诚爱人悲痛欲绝，带着女儿到场部找政委要人。电话不通、大雪封山，政委也不清楚情况。无奈，政委找人写了封假信交给胡汉诚的爱人，证明人还活着。第二年5 月胡汉诚回到场部，爱人抱着他痛哭不已，倾诉着生死离别的哀怨。胡汉诚脸上的冻伤由于医治时间太晚而留下了肌肉萎缩、嘴巴歪斜的毛病，连队的职工都说，老胡嘴歪得光荣。面对难以想象的困难，兵团的军垦战士毫不畏缩，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直坚强地屹立在岗位上。因为他们深知祖国让他们在边境线上建场、扎根、戍边是保卫边疆的需要，是维护祖国神圣领土的需要。为了祖国，他们宁肯比别人吃更多的苦，遇到再多的困难也要坚持下来。
在兵团人驻守的边防线上，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一个民兵就是一个战士。在新疆最西边的天山深处，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的边境线附近有个叫卡昝河的地方，这里是兵团五师八十八团的夏季草场。这里一年四季大风不断，平均气温在零下20 摄氏度至零下5 摄氏度，荒无人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在海拔3000多米的卡昝河山沟边有一幢石头垒成的小房子，被卡昝河边防连官兵称为“不换防的哨所”；房子中住着一家兵团人，被边防官兵称为“不吃军粮的哨兵”。上世纪80 年代初期，这里非法越境现象时有发生。1983 年，作为八十八团畜牧公司青年民兵的库玛别克被派遣到卡昝河看管草场。从那时起，库玛别克就带着妻子儿女，居住在这个“不换防的哨所”中，在艰苦的边境线上当上了边防信息员，担负起看守草场、义务守边的责任。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库玛别克边牧羊边巡逻，为边防部队提供边防情报，任何可疑人员都逃不过他猎人一样的眼睛，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心，守卫着卡昝河国门线上的这方热土。库玛别克两次被博尔塔拉军分区授予“优秀边防信息员”称号，被当地驻军誉为“国门线上的老兵”。由于常年住在缺医少药的高原牧区，库玛别克身患多种疾病，他的妻子玛力亚古丽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瘫痪在床。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们一家留守边关的决心。2006 年11月，52 岁的库玛别克因病去世。临终前，他将陪伴他多年的马鞭交到了儿子赛里克手中，希望儿子继续留守草原。为继承父亲的遗愿，赛里克安顿好母亲，带着妻子和儿子住进了石头屋，承担起了在边境草场守护站的看护工作。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为驻地部队担当义务信息员的职责。赛里克的母亲说：“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都留在了那里，现在儿子又走上了我们同样的路。但没有办法，这是他父亲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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