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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出来的幸福带“梅香”——昌吉市脱贫攻坚纪实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18-05-16 0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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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初始,对于新疆的北天山地带,并未立即告别春天,在昌吉市城乡,一派“百般红紫斗芳菲”的热闹景象仍在持续上演。

乡村,如今在这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为实现全域脱贫共享民生,昌吉市探索出了南部山区牧民搬迁下山,近郊城区失地农民“上楼”,自然村向镇域靠拢、引产业进村布局等三条迁徙路线图。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带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出发。

让我们走进该市南部山区牧区,中部乡镇村舍,城区失地“上楼”居民家庭,走进平凡家庭的生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去探究昌吉市委、市政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打赢脱贫攻坚为目标,带领全市人民驰而不息、向幸福出发的历史性进程。

下山,带着“风景”绣家园

昌吉市南部山区,山高林立、沟壑纵横,无限风光在险峰。大自然慷慨给当地人留下了一片净土和“桃花源”。现实中,“山好水好风光好”,却难再养育这一方人。除了逐水草游牧,再无增收渠道,近几年,这片“一号冰川”腹地水涵养区,正面临着因过度放牧而导致的生态危机。

“下山”,一场由游牧向半农半牧生活方式历史性转型的大变革,在昌吉市持续上演。当地人安土重迁,对故土的依恋,致使这项自90年代初期全疆开启的牧民搬迁定居首要民生工程,在该市持续推进了数十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激励着昌吉市党委、政府,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信心和决心。

去年,昌吉市提出,举全市之力攻坚助力,将全市两个牧业乡:庙尔沟乡和阿什里乡,打造成为全疆一流的牧民定居示范点,确保与全市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行百里者半九十。阿什里乡党委书记梁涛在接受采访时说:“全乡7000多牧民,其中在南部山区的还有419户,1803人没有搬迁下来。这几年,山下新村通过顶层设计、产业导入、资源链接等多规合一的思维,让一、二、三产业互动互融,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民家庭的幸福指数。但政府意愿不能代替牧民意愿,后下来的牧民如何转型,如果产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跟不上,贫困户很难稳定脱贫,甚至会出现返贫。这对于一产比重占90%的全乡来说,让牧民该如何转型,如何走向富裕,这是我们当下要深度思考的首要民生问题,目前乡村振兴战略的昌吉蓝图已经全面绘就,为阿什里乡谋变之路指明了奋进前行的方向。”

走进大山“最远一家人”。4月中旬,笔者跟随努尔加村党支部书记海拉木提驱车冒着雨雪向南部山区进发,车行近3个小时,沿着一条“S”形山路来到了山区老努尔加村住地,零距离接触这片区域的“最远一家人”。

站在一片群峰绵延、沟壑纵横的宽大河床边,几栋残垣断壁建筑在一片开阔的缓行坡上,留给人们一幅“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时空穿越感!这里是老阿什里乡政府的旧址。沿河床继续向南而上数公里,远处横亘在眼前的茫茫雪山时隐时现。或沿岸或山谷或山腰,星星点点、率性而搭建的一栋栋简易低矮的小木屋散落在这片纵深山谷中……村落,这个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概念,在这里却以最为“夸张”和分散的张力颠覆着“村”的概念。

在一片宽大的河床西岸的半山腰处,一座不为人注意的小木屋被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压在缓坡上。笔者跟随海拉木提顺着山脊来到小木屋外,51岁的哈那提·别克弓着已驼背的腰,急忙伸出双手迎了上来,用他满是老茧子的手和我们一一握手。跨进窄小的木门,一幅挂着的精美图案壁毯映入眼帘,木屋内顿时显得有了暖意。他的长子23岁的哈利达克·别克,半躺在炕上,怀里抱着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身边还有一只玩具猴子为伴,这是他的已考上大学的弟弟去年临走时送给哥哥的礼物。

海拉木提告诉笔者:“哈利达克·别克眼睛看不见了,残疾了。2015年5月,他骑摩托车去追自家一头受到惊吓后跑了的牛时,摔倒在了石头上,虽然全家几乎把大部分牛羊卖掉凑了20多万元钱给孩子看病,由于送医院错过了救治最佳时间,导致了双目失明。”他家被纳入低保户和农村低收入人口。

这两年,在各方力量的鼓励下,他家又养起了50只羊,同时哈那提·别克还帮别人家代放养了40只羊,这样替别人放羊一项就能增加收入6000元钱。同时他家享受到了该市建立的政府基金分红项目,他家分到4000元的入股分红,另外每年还可以领到政府发放的1392元的草场补贴。

为了帮助他家走出低谷,去年4月份,该市民政部门在城区一所盲人推拿学校给哈利达克·别克报了名,让他学点技术希望能够自食其力,但由于他因脑部受伤导致记忆力下降,最后没能被学校留下,只好回家继续治疗休养。今年,他们一家打算搬下山到乡上定居,目前他家已向村里交了1万元牧民定居房的定金,希望搬下山后,能治好他大儿子的病。

像哈利达克·别克这样因病致残的病人和家庭,这些年,该市通过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将新农合对农牧区低收入人口实现了全覆盖,并取消了低收入人口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住院起付线,住院补偿比例提高了5%,大幅地降低了低收入家庭大病费用实际的支付。这两年全市低收入人口中已有224人在区、州市、乡四级医院就诊,产生医疗费用201万元,报销补偿近154万元,提高5%后节省医疗费近8万元,免“门槛费”近5万元。

在河的东岸,走进巴哈提·杰克森拜家,这是一个双残疾人家庭。见到巴哈提·杰克森拜时,他正在听半导体收音机,由于信号不好,他用一根细长的铁丝做成的天线在搜素信号,“吱吱喳喳”的声音从不大的木房子里传出。

由于种种原因,巴哈提·杰克森拜肢体行动不便,妻子古丽扎提是聋哑人,两个孩子都在城区读书,作为长期低保户,2016年初该村把他家纳入了低收入人口。这两年,该市积极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工程,施行农村低保线和扶贫线“两线合一”机制,尤其是2017年,该市补助标准提高为每人每年5280元,像他这样的家庭,可直接越过脱贫线。另外,50只羊、5匹马和7头牛是巴哈提·杰克森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采访中,笔者看到一张《阿什里哈萨克民族乡努尔加村“四位一体”便民联系卡》,贴在他家的门后面,这是由市动物疾控中心6人组成的“访惠聚”工作队留下的帮扶卡片,上面用汉哈两种语言填写,定期到他家走访,防止脱贫户再度返贫,已是这支工作队的常态性工作。

笔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里年老的牧民,几乎不会说普通话,文化水平低,当畜产品价格发生变化,牧民们难以摸清市场规律,无法规避市场风险。虽然农村畅通柏油公路修到了山脚下,村里也盖起了120多平米宽敞明亮的文化室,但要组织全村牧民们参加一次文化活动,最远家庭的牧民要骑马近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这里,搬迁下山,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层深度脱贫,共享民生,这是一条最佳脱贫的路径。

山外新村别样景。从市区向西南约28公里,走进山下的阿什里乡,阡陌交通,屋舍俨然,万木吐翠,七个新村如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点缀着这片原野。民居错落有致,学校、医院、文化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宽阔的柏油路从村边穿行而过。耕地、养殖区、旅游风情园、设施农业园,多业态依次布局,让更多的牧民从山里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实现脱贫在这里有了“底气”。

在新努尔加村,新峰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是近年来闪耀在新村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目前合作社托管农牧民奶牛2100头,种羊2800只,育肥羊1.5万只,育肥牛1800头,带动当地土地流转1万多亩,常年有邻村340多农牧民在这里打工,或把牛羊托管或土地流转后到村外打工。合作社通过模式化养殖技术和管理,不但大幅度提高了牛奶的品质,而且提高了鲜奶的价格,实现了养殖户和合作社双赢的目的。

努尔加村党支部书记海拉木提告诉笔者:“目前搬下山来的农牧民大约有20%的家庭不想种地,从事着一些小生意或卖奶或打工等来生计,甚至有的家庭以200元的价格就把土地转包给别人种,自己去干别的。为让这片土地升值,现在村里已通过国家项目对这片土地实施了滴灌项目改造,去年9月份已经把滴灌埋上了,已经有老板来想流转,但村民意见不统一想自己种,等大家意见统一了,每亩500元流转出去,也是很划算的。”

“阵痛”转型,各显其能。对于一个从牧民转型为农牧民身份的新职业群体来说,农业生产并不是下山后新型农牧民的长项,顺应民意,走土地流转,把农牧民“解放”出来,走科学养殖、外出务工、自己创业等多渠道增收之路,只有不断探索,才能走出一条成功转型之路。

在临近的阿什里村,农牧民包拉提已经有三年不再种地了,院子里的16头奶牛每天需要他悉心照顾。“一天能产奶60公斤,每天都有人来收,每公斤卖2.8元,一天可以收入160多元钱。”包拉提说。而村民阿依肯在土地上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又通过流转别人家200亩土地,自己做起了“老板”,年均收入达到了8万元左右。阿依肯说:“现在我一年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相当于以前在山里放两三年羊的收入,搞农业种植虽然辛苦,但也就是几个月时间,冬天还可以干些其他的活,再挣些钱。”

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补齐文化短板,激发农牧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才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阻断贫困的治本之策。笔者在山下采访中看到了一种可喜的变化,这里的农牧民,通过近些年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部分家庭成员中除了少部分年长的农牧民还操着一些不太流利的普通话来交流外,年轻的一代由于从小都受到了良好的双语教育,都能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与人进行交流。同时村“两委”和“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还通过举办农牧民夜校普通话培训班,帮助农牧民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更多的农牧民增强自身能力,促进就业,拓宽增收渠道。

昌吉州党委常委、市委书记孟凡刚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坚持共享发展理念,科学实施易地扶贫、脱贫搬迁,不仅要在‘搬得出’上下力气,更要在‘稳得住’‘能致富’上提前做好谋划。我们将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乡村牧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把广大农牧民的生活家园全面建设好。具体来说,将紧紧围绕总目标,按照‘1+3’工作部署,以提高脱贫攻坚实效为导向,以产业带动就业为支撑,以完善社会保障为依托,以提高劳动技能为切入点,驰而不息,砥砺前行,让党的温暖阳光普照到每一个家庭,用精准施策的智慧向深度致贫的顽疾攻坚,扶贫不是‘施舍’,更不是‘揠苗助长’,用真心真情为百姓‘拔穷根’谋富路,勇担主体责任。”

上楼,小村“进城”故事多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人间五月天,昌吉市城区滨湖河畔一泓河水日渐丰盈,湖堤畔无数只被放飞的风筝逐风起舞,让生活在这座快速发展城市中的人们在这里放缓了生活的节奏。“城中村”,多年来,这个顽强生存在城市中的“小青苔”,在该市正沐浴改革的春风,悄悄蜕变并融入到了这座日渐丰腴的城市中。

早上,城北中山路街道九家沟村,三三两两的人们踏着清晨的曙光纷纷走出家门。新的一天,收获着新的希望。城市化进程中催生出的“城市农民”,正融入这座城市中演绎着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座城市在成长中,因包容而顿显活力。如今走进这座城市,为你展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城乡二元体制转轨后带来的新气象,讲述着一个个拥有数万农民变市民后,那充满着喜怒哀乐的普通家庭中由“柴米油盐酱醋茶”编织成的平凡故事。

“讲述一段“村庄”里的故事……”九家沟村,这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地标性名字,承载着204户700人口,走过近十个春秋,如今已深深淹没在城市的繁华中。可就在十年前,因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大变革,从此打破了这个小村的宁静。

作为昌吉市中山路街道辖区12个新村之一的九家沟村,就2012年那年开始,全村农民变“居民”,实现了整体“上楼”。

胡树林,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当时群众非常不解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征收土地后资产的分配上,村民争议最大!当时根据征收标准,每亩地征收后是3万元补偿价。村里根据当时现状,每亩地征收费却只发给了农户2.5万元钱,留下了5千元作为每家的股份。就这5千元却捅了‘马蜂窝’。当时村民的意愿是,不仅要全额发放还要把村集体财产全部分干净,地都征了,村党支部、村集体也没存在的必要了,这是当时的情形。”胡树林说。

真的村党支部和村集体资产没有存在的必要吗?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当年,该村集体拿出预留的20亩地与开发企业协商换成了2000平方米商铺,同时又拿出村集体收入的2400万元钱,在友好超市商贸楼买下了6000平方米写字楼进行了对外出租。抚今忆昔,这个曾经只有人均2.3亩土地以纯种植为主产业的穷村,经过不足十年的苦心经营,村集体资产实现“滚雪球”式发展,到如今早已创收实现过亿元,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裕村。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同。”“分红”,这个对股东投资回报的经济学概念,因随着这几年逐渐壮大起来的村集体经济,这个源头之水不断积累并润物细无声的滋润着这片区域的农户。

2月8日,是中国人传统的小年,在中山路街道小渠子一村村委会,一场“分红”大会如期上演。406名村民“股东”领到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86.5万元,从1860元到2240元不等。   

“由村里出钱给我们交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除了每年领到的分红的‘红利’,每个月还可以领到200元生活补助,就连城里的退休老人都羡慕我们呢。”许春莲老人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在小渠子一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杨炳荣告诉笔者:“如果问村里这11年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一个人均土地只有1.5亩土地,靠纯农业为主,年集体收入不足2万元的贫穷村发展到了目前收入达180万元的富裕村。有了强大的集体经济和政府兜底,我们村里除有的家庭出现重大变故或‘懒人’外,都已走向致富之路。目前,村里50至60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80元钱补贴,60至70岁的可领到200元钱,70岁以上的是220元,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这些标准以后还会逐年提高。另外,这几年为全体村民交付养老保险及新型农牧民医疗保险达380余万元,同时我们还专门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用来救助家庭困难的村民。”

2016年,小渠子一村被自治区确定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村。在该村会议室,杨炳荣指着一张老照片对笔者说:“这是拆迁改造前的村容村貌,被列为试点以来,村总资产累计已达到5567万余元,村集体年经济收入达180多万元。”笔者从老照片中看到,一条泥泞的土路两旁一座座低矮的土坯房泛着黄晕,怎么也和目前的高楼林立的商住区联系不起来。在中山路办事处还有6个城中村目前也已实现转型。

“九家沟村重资产置业稳妥渐进、小渠子一村积极探索飞地经济‘借鸡下蛋’、北沟一村做金融理财……”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有序推进改革,盘活集体资产,让更多失地农民享受到改革红利,中山路街道城中村的成功转型只是作为全市三个涉农街道的缩影。

“村居合一”,共唱一台戏。“贫穷不再是简单的缺钱,而是一种不理想的生活方式。”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对于该市逐渐富裕起来的新型“城市农民”,消除城乡二元文化差异,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补齐精神短板,提振文化自信,探索推进“村居合一”型社区管理,不断完善社区党组织构架和服务水平,已势在必行。

杨炳荣告诉笔者:“目前村里正在试点推行‘村居合一’社区模式,将村委会与社区居委会两套班子进行融合,这样由社区对村实施服务管理,村里主要把精力转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然后成立农村合作社或股份制公司抓好村集体经营,这是我们目前要完成的主要工作。”

采访中,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任作荣谈到这些年的发展,感慨万千。他告诉笔者:“辖区管辖的12个村中,7个村已实现了城中村改造,城区的部分村已实现村集体资产过亿。‘贫穷’这一词汇,并非因物质生活富裕而消亡,这几个村的村民虽变成了城市居民,但他们的思想观念仍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阶段,精神文化等差异性短板如果不及时补上,就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脱贫。在辖区试点推行‘村居合一’,就是要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合力,先从机制上制度上理顺职能,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社区理念的文化引领,让这些新居民不仅在社会角色上,更在社会心理上完成由农民向城市居民的真正转型。”(石洪川)

(中国日报新疆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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