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但将生命写忠诚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许多团场，都有一块墓地，被称之为“十三连”。在这里安葬的大多是劳碌一生的军垦战士。他们或因工牺牲，或病逝而去，但他们无悔。因为，他们毕生的汗水和努力，已化作了万古荒原上的稻浪棉海，他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捐躯、无怨无悔的精神和信念，已铸成了天山巍峨的丰碑！
青春献边疆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兵团成立至今，不断有各地青年到这里参加边疆建设，他们把理想植入大地，把火红的青春献给了屯垦事业。
1965 年，19 岁的周春山高中毕业后，主动放弃高考和招工机会，从天津来到新疆参加生产建设。
3 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六师一〇三团二连务农的周春山屡感不适，经查是白血病，他当即被送到天津治疗。但第二天，他就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毅然离开天津，赶回了连队。
1969 年4 月，连队掀起了春耕劳动竞赛热潮，周春山坚持要求参加春灌工作。连长望着他那苍白、消瘦的脸说：“这几天，你的气色很不好，明天你在家休息。”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春山就悄悄地起了床，扛着铁锨到麦田放水去了。在地头边，他头昏、心慌，脸上不时地流虚汗。但眼前葱绿的麦苗让他感到欣喜，他想象着麦收时节地里美丽的金色麦浪，还有绿林深处甜蜜的笑声。那一天，他早晨出门，直到傍晚才一身泥水地回到连队。
1973 年元旦，周春山回天津探亲。从小抚养他的姑母见他日益消瘦的身体，又心疼又焦急，就背着他给一〇三团领导写信，希望能把周春山调回天津，在家疗养，一〇三团党组织同意了老人的意见。这件事让周春山知道了，他耐心地说服了姑母，像4 年前一样又回到了团场，回到了他挥洒汗水的地方。
4 月下旬，周春山的病情一天天严重起来。连队医生又一次给他开了会诊单，催周春山住院治疗，连领导亲自到宿舍探望他，要他休息养病。可周春山执意说没什么大病，他把会诊单塞到口袋里，一如往常地上班下班。
5 月9 日，周春山和往常一样，提上马灯，扛着铁锨，巡视在干渠上。最近几天，正是冬春麦浇头水的时候，干渠里放了最大水量，满满的一渠水，离堤岸很近，周春山格外细心地巡查着。半夜里，起风了，突然听到一阵阵哗哗的流水声，跑过去一看，有段渠面地势较低，渠水漫过渠岸流淌了出来。必须把这一截加高，否则，就有被水冲垮的危险。周春山跳下渠坝，从远处挖土往渠坝上填。但是，风太大，距离又远，土甩不上去，他就铲上土一锨一锨往上端。不一会儿，汗水把他的衣服浸湿了。忽然，他双眼一黑，昏倒在地上……渠水拍岸的声音又把周春山惊醒，他慢慢睁开眼睛，看到渠坝还没有脱险，又艰难地站起来，端起一锨土送上堤岸……从凌晨3 时到清晨7 时，周春山一直不停地端呀、端呀，把一立方米多的泥土从远处搬到了高高的坝面，渠道终于脱险了。当白班的同志来接班时，只见他倒在堤坡上。
团党委把周春山送进了兵团医院检查，他的白血病已经到了晚期。1973 年5 月21 日凌晨，周春山经抢救无效光荣殉职，时年27 岁。他给战友们留下最后一句话，“我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为党工作的能力，心里觉得十分惭愧！”
这就是兵团青年，这就是兵团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完全融入了党的屯垦事业。
那时的青年都这样，为了生产和工作，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甚至向生命极限挑战，王孟筠便是他们中的代表。1952 年，她从湖南参军进疆时只有12 岁，由于年龄小，被分配在八一农场（现六师一〇二团）政治处宣教股任刻印员。有一次，她跳进老龙河抢救国家财产时不幸病倒。以后，风湿性关节炎、中耳炎、淋巴腺炎等各种疾病向她袭来，不久，她就耳聋和不能走路了。但这个来自湘江湖畔的小战士顽强地同疾病做斗争。她说：“不能听话，却能看话，不能走路，却能用拐杖跳舞。”她被誉为“中国的保尔”，其事迹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载。1962 年，西安电影制片厂以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故事片《生命的火花》。后来，作家邓普又将电影剧本改写成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
人的肢体残缺了，但精神和信念不会溃垮，这是“中国的保尔”王孟筠举起了精神的火把，她照亮着那个时代，激励着兵团每一位青年。
1963 年，顾薇君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踏上西去的列车，从上海来到新疆。到新疆以后，她被分配到兵团政治干部学校学习。1964年5 月，学习期间，她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组织上批准了她的要求，调她去五师八十四团，随后又来到连队，她与职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大渠、打土块、浇水、打柴。超负荷的劳动使她患上了肾炎，但病魔没有吓倒顾薇君，她下不了大田就创办学校。当时条件很差，没有桌凳，她把木头锯成板子，在地窝子里砌上一高一矮两个土墩，变成了桌子和凳子。就这样，八十四团十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小学诞生了，人们称它为二分校。20 多名学生中有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
上学的第一天，她用纯正的普通话教孩子们念：“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不久，她带着孩子们到草原上采来芨芨草，用红线扎好，一人一把，用以学习加减法。天晚了，她提着马灯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回家，碰到下雨天，她拿出自己的雨鞋、衣裳给他们穿上。
为了草原儿女的启蒙教育，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风里来、雨里去，小学办了一年又一年，孩子们也一茬又一茬地长大，但她的病情越来越重。1987 年，她再次去上海同济医院做肾移植手术，但是，她的病已无法医治。怀着深深的眷恋，她回到了学校，看到同事和孩子们流泪，她说：“大家不要难过，我把自己一生贡献给边疆，这很有意义。我这条路走对了，一点儿也不后悔……我去世以后，骨灰一半撒在黄浦江，一半撒在新疆的博尔塔拉草原……”
在兵团，还有许多青年，当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害时，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65 年12 月18 日下午，劳动竞赛正在紧张进行着，职工们你追我赶，十分热闹。女职工朱忠春，这几天患着重感冒，身体很不舒适。但她为了更好地完成生产计划，没有请假休息，全神贯注而又熟练地工作着……
突然，车间里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警钟，朱忠春怔了一下，以为是地震，没动声色。
“被服厂着火了！快去救火！”朱忠春一下跳起来，飞快地奔向火场。此刻，被服车间燃起的烈火，正迅速地向大宿舍蔓延。为了抢救国家财产，朱忠春临危不惧，冲进烟火弥漫的大宿舍。当她第一次抢救东西出来后，火已燃着了天花板，再要进去就有危险。可朱忠春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又一次冲了进去，接过了同伴凌爱珍的被子。火势越来越猛，浓烟遮住了视线。朱忠春跑到门口时，忽然听到宿舍深处有呼救声，救人要紧！她扔出被子，返身向烟火深处摸去。当她发现年纪最小的女工相玉琴时，便不顾一切地背起相玉琴向外跑。火在她周身燃烧，浓烟袭击着她，她头发晕，腿发软，难以忍受。但是，为了姐妹的生命安全，她顽强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当她尽全力走到门口时，一股凶猛的火焰扑了过来，门梁塌下，烟火封了门……19 岁的朱忠春，为抢救女工在烈火中壮烈牺牲。
朱忠春牺牲后，报纸上报道了她的事迹，称她是“向秀丽式”的女青年。
进入21 世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温暖着这个社会，感动着这个时代。2007 年7 月13 日正值星期五，下午18 时45 分，六师五家渠垦区公安局猛进派出所的民警们正在紧张工作。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值班民警迅速拿起电话，“110”指挥中心传来指令：一名十二三岁少年在干渠游泳时被急流冲走，请求援助。
接到报警电话，该所民警朱小军立即带领3 名治安员，准备乘车赶往事发地点。听到有孩子溺水的消息，屠海力马上跑了过来，看到朱小军他们已经坐到了车上，他一个箭步跑上前，拉开车门挤了上去。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朱小军回头看到屠海力，便对他说：“所里已经安排你周末回家了，你就不要去了。”
朱小军和屠海力在同一间办公室，知道屠海力已很久没有回乌鲁木齐过周末，而所长已批准屠海力这个周末回家休息。屠海力把车门一扣，大声地说：“多去个人，就多份力量！”屠海力主动要求出警已经不是第一次，朱小军再没有说什么。警车像离弦的箭，拉着他们，风驰电掣般赶往事发现场。
不到5 分钟，屠海力他们赶到一〇一团八连干渠闸口。朱小军、屠海力立即向报警人询问了基本情况。随后，他们迅速赶往离报警点最近的闸口。到了一〇一团三营大桥闸口，未见落水者。朱小军、屠海力两人进行了分工，朱小军带着一组民警顺着干渠向下游寻找，屠海力和治安员李强在原地留守查询。
渠水湍急，水面浑浊。屠海力等人顺着渠道仔细搜索。猛然间，屠海力发现落水少年面部朝下，顺着水流快速漂来。这时，他们手头没有任何施救工具，眼看着落水少年即将被水流冲走。在这紧急时刻，屠海力一边顺着水流奔跑着，一边将自己携带的数码相机、手机随手递给现场的群众。他脱下鞋子，将上衣扣子解开，准备下水救人。见此情景，李强大声呼喊：“水流太急，危险！”屠海力喊道：“不要管我，救孩子要紧！”话刚说完，他就冲了过去，赶到溺水少年的前面，一脚踏上渠沿，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渠水中。
屠海力一入水，就迅即抓住了溺水少年。可是水流太急，少年身子湿滑，屠海力手没抓稳，一个浪头冲来，他脚下一滑，仰面倒在水中。随即，他挣扎着站起来，双手使劲往渠边推溺水少年，无奈水流太急，几次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时，闻讯赶来的一〇一团十连职工石万林扛着一根长木杆，从渠下冲上渠沿，将木杆向水中伸去，大声呼喊屠海力抓住，可屠海力一心救人，被激流卷着向下游冲去，很快，他就淹没在了渠水中。
屠海力牺牲后，国家公安部追授他“国家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共青团中央追授他“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2008 年2 月15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追授他为“革命烈士”。
天山铸丰碑
这个世上什么最宝贵？生命。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所不辞，这就是兵团人。
1974 年夏季，天气十分炎热，塔里木河时常水流增大，洪峰骤起。作为塔里木河水管处拦河大坝的测水员，戴根发每天都要乘船到塔里木河去检测河水的流量、速度等。7 月的一天，河水猛涨，瞬间掀起了滔天巨浪，为了记录这个百年不遇的水文资料，戴根发谢绝他人的劝阻，坚持在洪峰中作业，不料一个大浪打来，小船被卷入河底，他被洪水冲出几公里远。这个1964 年支边的上海青年牺牲时年仅26 岁。
同样是河流，如今，当人们讲述奎屯河是怎样被驯服地流进独山子、奎屯、乌苏等地，滋养着“金三角”地区的万顷绿洲时，不会忘记为此献身的勇士。每年冬季，河道结冰，都要爆破或人工找冰，一是防止冰层加厚挤损渠道和闸门等水利设施，二是让水流畅通，保证冬季地方县市乡和团场的生产生活用水。
但打冰这个看似简单的活儿充满了风险。1984 年1 月7 日，山沟空气异常清新，梁子定和他的侄子到垄口下游打冰。侄子年轻力壮干得快，梁子定总担心他干不好，便从渠岸上下到河床上抡起了十字镐。下午5 时，侄儿看到垄口方向浓雾弥漫，“咚咚”冰块的撞击声越来越近。这意味着冰洪即将到来。侄儿催叔叔快点儿上岸。梁子定说：“这里渠宽，冰洪来得慢，不慌。”他坚持打完最后一段冰，才收拢工具。笨重的防水鱼裤，30 多公斤重的冰铲、十字镐、钢钎以及一天的劳累，使他步履艰难。眼看就要上岸，可冰洪却如猛兽扑来，叔侄同时卷入水中。侄子被冲出60 多米远后拼力爬了上来，左手大拇指被折断。叔叔却被咆哮的渠水带走了。据奎屯河管理处的统计，奎屯河自上世纪60 年代运行至今已先后有74 人牺牲。
有风险，但他们不退缩，因为这是他们的岗位。马开平的母亲唐凤林，牺牲在奎屯河另一条支流图尔图河河道里。组织上怕马开平的父亲每天守在河道触景生情，要调他到奎屯市工作，但他没有接受。他说，她已埋在河道上了，我不能把她一人留在这里，要永远陪伴着她。他还说，这活儿总得有人干，否则几十万人饮水和数百万亩的农田灌溉怎么办？
就这样，马开平和他的父亲留了下来。他们和奎河管理处的许多职工一样，还会去排洪、打冰、抢险。他们知道生命的可贵，但当重任伴随着风险降临时，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前去。
新疆开发建设以来，兵团参加了自治区和国家几乎所有的重点工程建设，而每一项工程都凝结着兵团人的汗水和奉献。
1966 年至1978 年，中国分两期援助巴基斯坦修建哈喇昆仑公路，兵团各师团场抽调4184 人参与修建。他们与巴方筑路人员一道，在帕米尔高原和哈喇昆仑山区修建起了连接中巴两国长达1200 多公里的“当代丝绸之路”。
而筑路的风险更是绝无仅有。当年参加过筑路的七中队指导员李初林、副指导员吴树林、谢三岭回忆，在人称“鬼门关”的水布朗沟抢修公路时，一场10 级大风把山上一块近3 吨重的巨石吹下山沟，当场砸死1 人，砸伤3 人。在悬崖峭壁上抡大锤打眼断摔下深谷的，被突发洪水冲走的，被泥石流掩埋的，被塌方砸死砸伤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七中队副指导员、来自三师四十二团的齐祖林因排哑炮而牺牲，四十三团的买光甫为救巴方人员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如今，在哈喇昆仑公路途经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首府吉尔吉特市，有一座烈士陵园，陵园中有一座高1.5 米、长3 米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碑上有用中文、英文和乌尔都文三种文字镌刻的中巴两国工程人员修筑公路的事迹，以及英烈们的名字，其中91 位就是兵团人，他们的遗骨就安葬在那里。
热血荐轩辕
1998 年，《人民文学》《作家》《钟山》等全国十几家大型期刊来兵团采风。临走时，他们面对天山和兵团的千里绿洲深深鞠了一躬。不久《小说》主编寄来了这样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我要对兵团的军垦战士说，没有你们的坚守、你们的牺牲，你们和各族群众的团结，就没有新疆的繁荣。你们的汗水、泪水、血水孕育了新疆，保卫了新疆。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每个人，有足够的理由，向你们一一致敬！
这是作家发自内心的感慨，也是历史给予兵团人的褒扬和评价。
1989 年2 月4 日，这是临近春节的一天，一六一团牧工周亚平像往常一样去放牧。赶着羊群走了不久，就遇上了可怕的暴风雪。羊群哀叫着四处乱窜。极度的严寒和山呼海啸的风雪，让人呼吸都困难。周亚平极力地弓着身子挪着脚步守着羊群。那时，前苏联往往以对方种植的农田，放牧的草场，来判定你的边境线。遇到洪水泛滥，他们还会把铁丝网和界碑悄然挪动，以此来吞食邻国的领土。
在这个自然气候非常的时刻，羊群是不能走失的，放牧点也是必须坚守的，狂风暴雪中，周亚平一会儿拦回走失的几只羊，一会儿又把头羊往避风的山坡下赶。
雪渐渐淹没了膝盖，空气像是被抽干了令人窒息。周亚平一步一挪地用手爬着守在羊群旁边。
风停了，雪停了，当人们赶来时，羊群就集聚在边境线旁的一个避风的山坳里，而周亚平却完全冻僵了。
兵团人不仅守卫着国土，而且维护社会安定，成为犯罪分子不可逾越的堡垒和障碍。
1990 年10 月29 日午夜。一四一团武器库警卫宋明林巡查库房，刚回到值班室，四名歹徒携带凶器剪断武器库房上的铁丝网，幽灵一般潜入到库区。感觉有些异样，宋明林警觉地出门查看。但刚跨出门槛，就被蹲在门外的两名歹徒用匕首、钢叉刺中了他的胸部。宋明林愤怒了，他忍痛抓住那把再次刺来的钢叉，与一名歹徒搏斗起来。另一名歹徒见势不妙，慌忙中喊来正在撬武器库的两个同伙。
钢叉、匕首一齐朝宋明林刺来，顷刻间，他的头部、胸部、腹部和双臂多处受伤……他倒在了血泊中。
但是，高度的责任感使他用最后的气力去履行使命。他用受伤的双臂支撑着，一寸、两寸，一米、两米，他终于从值班室门口爬到了床前，从床铺下取出冲锋枪，又一寸、两寸，一米、两米地爬到门外。然后，他拼尽全身力气站起来，朝着库房方向，扣动了扳机。“哒哒哒……”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吓得4 名歹徒丢下作案工具仓皇逃窜。
武器库房保住了，数百件轻重武器、几万发子弹、手榴弹毫发无损，但58 岁的宋明林牺牲了。派出所的民警赶来时，只见他满脸血污，斜靠在值班室的门边，右手，紧紧握着冲锋枪……
1956 年，宋明随支援边疆建设的大军来到八师石河子垦区。30 多年的军垦生涯中有20多年都是从事警卫工作。这期间，他多次抓获逃犯，缉拿凶手。有一次，他到沙湾县博尔通沟去拉柴，在戈壁滩上，他与两个附近劳改农场逃出来的犯人遭遇了。那两个犯人企图抢马逃跑，宋明林与他们进行了英勇搏斗，制服了这两名逃犯，把他们押送回了劳改队。还有一次，他发现满身油污的陌生人，蹲在汽车连旁的井边大口大口地喝水，他上前盘问，对方支支吾吾，拔腿就跑，他大步上前，一把按住了陌生人。原来，此人正是公安机关通缉的在逃杀人凶手。
而这一次，宋明林又一次尽守了职责，只是他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团场，在公安武警战线，在民兵预备役连，在以维护新疆稳定为己任的兵团各个行业，有许多这样以身殉职的壮士和英烈。
1996 年5 月24 日，这是原七师公安处处长刘德全牺牲的日子。此前，他得到消息，在一二四团发生的特大蒙面持枪抢劫案的嫌疑犯，将分别乘一辆东风卡车和一辆桑塔纳轿车前往沙湾和克拉玛依等地作案。作为两案协查总指挥刘德全立即由公安民警、武警战士组成的堵截队，分三路在312 国道上堵截。他本人则带第一小组选点设卡。曾有人劝他，你是处长，坐在车上指挥就行了，可刘德全听后默不作答。从事公安工作24 个年头，每逢重大战役他都亲临一线。他当然知道同事和部下的好意，查案一月有余，他几乎没有睡上一个囫囵觉，但是大案如山，十万火急，在这紧急关口，他不能离开。
就这样，他和其他人员一道，在公路上仔细检查过往车辆。一直坚持到夜里。这时，一辆大型油罐车自西向东开来，突然向左拐下路基，朝站在公路边的武警战士侯雪峰和刘德全冲去。
侯雪峰被撞成重伤，刘德全则永远地去了。牺牲的这一天，刘德全的儿子刘军荣刚领结婚证，一家人盼他回家吃个喜庆团圆饭，却成了永远的缺憾。
一生写忠诚
戈壁惊开新世界，万古荒原变良田。几十年来，兵团人不仅创造了西部拓荒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光辉夺目、感天动地的兵团精神。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抱定理想，至死不变，他们永远随着党走，用一生的努力高举精神和信念的旗帜。
1993 年深秋，李振海去世了。人们到他家看望时，只见大门上贴着一则哀告，“根据李振海生前再三嘱咐：‘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并告知领导及所有亲友，万万不可送礼。’望同志们理解、尊重李振海的生前遗愿为谢。”
看到这些，人们越发生起敬意，也理解了许多，因为这位老军垦一生都是这样。他是193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红军。当年，他驰骋疆场，名震西北，国民党曾悬赏3 万块大洋取这个骑兵旅长的人头。解放后，他随部队进疆开荒种地，曾担任六师副师长。下连队检查工作，总是一个馒头、一碟辣子、两根葱了事。唯恐给基层单位带来麻烦。上世纪60 年代，李振海到北京开会，来回都要在西安转车。他是陕西彬县人，在西安有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完全可以借他们的光到处看看，会会亲朋故旧，但李振海从未找过他们，总是在车站附近租一个便宜的铺位或澡堂铺住下，第二天转车，谁也不知道他来过西安。
上世纪80 年代初李振海离休了，战友提议他到内地去转一转，看看家乡的建设。他说：“我在电视上都看到咧，何必再花组织上的钱。”1981 年，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杨静仁来到了五家渠垦区，他对老战友李振海深情地说：“老李啊，你到北京去休息一段时间吧，我们全家到机场、车站接你，吃住都在我家。”李振海笑笑，还是哪也没有去。生病住院期间，他对围坐在病床前的儿女们说：“现在有些腐败现象，我实在看不惯。战争年代我当了多年的第一线指挥员，打仗死了多少人啊！
成千上万的人连亲人的面都没有见上就死了，活着的人有件衣服遮体就不错了。想想他们，怎么还舍得挥霍国家的钱！有些人是在作孽咧！”
进入10 月份，李振海自感不行了，他对家人说：“现在丧事大办，越来越厉害。职工很穷，我们不能加重大家的负担。一块挽幛虽小，但有些人也承受不了。就是人家送了挽幛，你们卖吧，不忍心，穿吧，又能心安吗？告诉大家不要送礼，家里买几个花圈就行了……”
就这样，李振海走了，两袖清风地走了。
他走后，人们一直怀念他。电视剧《戈壁母亲》播放后，有人就说他是剧中的钟匡民，辛劳一辈子想的就是国家。
1958 年9 月，转业军官蒋元洪来到了二二一团。3 年后，因当时调动手续不齐全，档案也迟迟没有转来，有关部门停止了蒋元洪党组织生活，并精简下放当农工。其实，他是抗美援朝的英雄。1951 年5 月在上涟洞战斗中，他一人打退敌人一营兵力的5 次冲锋，打死打伤敌人220 多名，勇敢沉着守住了阵地，直到第二日早晨友军来才换下来。
但他不愿声张，他说：“那么多好同志为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把命都搭上了，想想他们，我们活着的人怎能拿着这个向组织提要求呢？”儿子蒋新自费上大学，毕业两年多了，一时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单位，妻子几次要拿出立功证书去找领导，都被蒋元洪制止了。
1980 年，团里给40%的职工涨工资。论工作、讲奉献，蒋元洪都是顶呱呱的，谁都希望他能评上。他却找领导再三要求：“这次名额少，不要考虑我了。”他成了全连唯一主动让工资的人。
1995 年2 月5 日，被骨癌折磨了一年之久的蒋元洪到了弥留之际，在病床前他拉着妻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学琴，我住院3 个月了，党费……还没交，一共3 元6 角，你千万……别忘了，帮我交上啊！”
就这样，隐功埋名40 年的蒋元洪走了，他走后，人们才知道这段历史。电影《集结号》放映时，人们一面看一面流泪，他们说蒋元洪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谷子地，一辈子听党听组织的，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兵团人就是这样，用一生书写着对党的忠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精神课题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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