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阳快下山了。阳光洒在沟底的河面上，波光潋滟，明晃晃地闪着。他苏醒过来了，他不知道自己昏睡了多长时间。他想伸伸手，黏黏的，好像与衣服粘在了一起。哦！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受伤了。他抽出压在身子下的手，鲜红的血已经凝固成绛紫色。他顺手揉了揉眼睛，想爬起来，身子却怎么也不听使唤。他只好放弃，一只手捂着隐隐作痛的伤口，一只手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吃力地向前爬……
口渴极了！嗓子里像着了火一样。这是失血过多的生理反应。那时候，他当然不懂这些，只觉得饥渴难耐。他爬呀爬，爬到了小河边，用手掬着喝了几口水。真甜！心里舒服多了。他洗净手上的血，又接着喝了几口。这时，他看了看河面，静静的，阳光灿烂，有蓝天有白云，还有高山和树林，倒影下的河流就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可是他的心情却并不美丽。
静静地伏在大地上，他依稀还能回想起身后连珠炮似的枪声，还有吵吵嚷嚷地喊叫声：“抓活的，抓活的……”他飞快地跑，两脚不沾灰。这时，路没有了，前面是一条大沟坡。他想也没有想，就顺势滚了下去……紧追着他的是敌人乱打的一阵枪声。就在昨天，作为陕甘边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团特委书记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的他，和黄子文同志一起，从陕甘边党政机关驻地薛家寨来到党家山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驻地，准备带领政治保卫队到薛家寨东南十多里外的北梁开会，并顺便在附近征收驮运粮草。这天大清早，他就带领政治保卫队二十多人由党家山出发到了房村。正在吃早饭，他忽然发现东面陈家坡南边的山梁上有四五个人影在晃动，形迹十分可疑。陈家坡是照金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坡陡沟深。他敏锐地感到危险在悄悄降临……
紧急集合！他放下饭碗，集合队伍，作了简短动员：“提高警惕，听从指挥，随时准备战斗！”随后，队伍兵分两路，他和黄子文率领一队直上陈家坡，保卫队长王金宝带一队绕道陈家坡北面。谁知，队伍行进到半坡时，埋伏在坡顶的敌人开火了。敌人居高临下，人多势众，火力很猛。他果断作出决定，让黄子文带领队伍迅速撤离，并命令一班长金启明带领一班同志随他留下阻击敌人。
古人云：受命之日忘其家，临阵之日忘其身。关键时刻，谁也不想临阵而退。他焦急地对黄子文说道：“情况紧急，没有时间推让了，你赶快带大家走！”黄子文刚刚离开，已经逼近的敌人在七八米远的土崖上开枪了。
“嗡”的一声，他忽然感觉被闷棍狠狠地拦腰打了一下，来不及喊叫一声就倒了下去。担任尖兵的游击队员黄金荣赶紧跑过来，抱起他，只见子弹击中了他的腰部，鲜血染红了衣衫。黄金荣要搀扶着他一起撤退。他声色俱厉地说：“不要管我，你们赶快钻梢林。”话音未落，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四肢无力，只听见“交枪！交枪！”的吆喝声围拢而来，敌人已经将他们包围了。
他负伤了。被捕了。他被敌人押着走，浑身酸困无力，血流不止。慢慢地，他落到了后面。押解他的是国民党地方民团的一个小头目，看上去很和善，一边走一边好奇地问他：“我看你是一个大官。”
“我是一个平头老百姓，政府派的粮款逼得没办法，才来当红军。”他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你是个大官。你姓什么？哪里人？”
“我姓焦，富平人。”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递给这个小头目。
小头目接过银元，退了三块给他，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你是大官，我放你跑。”
听了这话，他看了他一眼，不知是真还是假。不管这些了，他瞬间忘了疼痛，鼓起劲朝沟外跑。其实，这个小头目他听说过，叫周致祥，对红军有同情心，向往革命，曾经写信要投靠共产党。因为无法核实清楚身份情况，没有答复他。
听完这段曲折的战斗经历，不禁想起伟人毛泽东也曾经历过一次相似的被捕故事。那是1927年9月，秋收起义的时节。在美国记者斯诺笔录的《毛泽东自传》中，他回忆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押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是啊！那一代共产党人，就是这样“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革命”的。视死如归，舍我其谁。
和毛泽东一样，他非常幸运。他抬头看看天空，晚霞漫天。现在，他知道他是真的跑出了敌人的包围了。他勉强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慢慢地顺着河流向前走去。他知道，在河道沟口的柳林庄有一位贫农叫郑老四，游击队员们都叫他“郑四哥”。他感到脚步越来越沉重，在梢林里找了一根枯树枝作拐杖，一步一步蹒跚着前进。暮色降临，他终于到了郑老四家。这对憨厚朴实的农民夫妇赶紧用土方为他消痛止血，给他擀面条、做菜汤。可是，伤口依然血流不止，开始溃烂，身体发烧。几十年后，他还记得那个夜晚：“这天晚上，他就把我送到南边四五里的一个地方。由于一路上我两手捂着流血的伤口，在河里喝了些冷水，近十天时间大便不下来，头比碌碡还大，那时多亏年轻，要不就没命了。”
是啊，年轻真好！
那是1933年。他还不满二十岁。
他的名字叫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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